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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事，不要做官
——学习缅怀邓小平同志的崇高品格
朱贵玉
世纪伟人邓小平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他那光彩照人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格，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面对官场的腐败，曾向社会呼吁：“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时在中央全会上深情地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做官。”要做事，不要做官，这是小平同志的人生追求，也是他鲜明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格的集中体现。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的今天，我们学习缅怀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崇高品格，对于端正党风，加强党的干部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做事“就要关心整个国家”
邓小平家乡现有唯一的一个亲表弟谈文全在哀悼邓小平时感慨地说：“小平同志的胸襟非常宽阔，他关心的不是家人，而是整个家乡、整个国家的建设发展”（《羊城晚报》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４日）。小平同志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心里装的是整个国家，经常考虑的是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种革命风范体现在邓小平的全部革命实践中。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是个战略要地，“敌人必争，我也必争”。为了实现战略反攻，为了减轻陕北和中央的困难处境，毛泽东以最紧急的极秘密电报，指示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见到电报后，在困难中正在进行整休的邓小平和刘伯承，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表示用半个月时间进行准备，然后向大别山行动。并指示部队：要勇往直前，背水一战，决心不要后方，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正如邓小平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声音略带梗塞地说：“当时，真正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５６０页）就这样，邓小平为了全军、全国的胜利，宁可背重一些，冒着生命危险，不惜一切代价和刘伯承一起率部队，冲破猛烈的阻击火力，杀出一条条血路，突破了道道防线，完成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揭开了全军大反攻的序幕。
在邓小平担当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期间，按照中国的国情，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个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一个是关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邓小平同志直接相关。但邓小平同志不计较个人恩怨和得失，对前一个问题，他站在“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的高度，对后一个问题，他以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为出发点，做出了圆满妥善的处理和解决。尤其是谈他个人退休问题时，坦荡无私的风格足以使所有的听者都深深感动。为了让年轻的中央领导同志放开手脚，独立工作，建立威信，邓小平晚年一直在有意识地缩小自己在领导层中的作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希望自己在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１９８９年６月他向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１０页）后来他又明确地说：“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邓小平口才》海南出版社，第１００页）
正如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０年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的：“我们想问题，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邓小平》巴拉奇·代内什著，第２９２页）小平同志在他的工作实践中所以能够高瞻远瞩、无私无畏、打破常规，以超人的智慧、过人的胆略，为民族的解放、振兴和统一，做出伟大贡献，是与他所具有的崇高品格分不开的。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要做事“就要时刻不脱离群众”
群众是“水”，党、领袖和干部是“鱼”、是“舟”。邓小平深知鱼儿离不开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所以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人民视为父母，把群众视为党的根基，总是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心头，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早在孩童时代，就显示了对他人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一天他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一个同学因为妹妹病重发高烧，无钱医治有生命危险而伤心地哭泣流泪。邓小平知道这位同学家境贫寒，拿不出钱来请医生，于是，第二天他从家里“偷”了５个银元５银元当时可买５００斤稻谷，悄悄地塞给了这位同学，嘱咐他拿去给妹妹治病。几天后，小平父亲邓绍昌发觉丢了钱，非常气愤地把家人召集起来查问，小平没等父亲发问就主动站出来，承认是自己拿了钱，并递给盛怒的父亲一根棍子，在接受父亲毒打之后他含泪离去。父亲怒气稍稍平息之后，感到困惑不解，觉着这娃子平时节俭得很，连给他的零用钱都舍不得花，有时给他钱还不要，怎么突然会偷走这么多钱呢﹖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试探性地向儿子提出这个疑问。小平告诉他事情的缘由后，邓绍昌连连称赞他做得对。为这件事小平同志挨打时一声不吭，不申辩，是因为他知道随便拿家里的钱是不对的。至于他为什么哭，正像他自己说的：“为自己不能挣钱救济别人，感到羞愧”（《邓小平口才》第２７３页）。显然。我们可以从这一寻常故事中看出邓小平同志自幼就存有慈悲侠义的心肠。
邓小平参加革命以后，通过党的培养和锻炼，对党和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看得更重了。他热爱人民，造福人民，至老不改公仆心。他从１８岁参加革命起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根本宗旨，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风貌，心甘情愿地做人民的“老黄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太行山区老百姓吃野草补粮荒，邓小平和刘伯承要求部队与老百姓同甘苦，部队机关人员的口粮由１斤减到３两，停发了菜金和办公费。邓小平十分重视群众纪律，在挺进大别山区时，严令全军：凡抢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一次在黄岗县，他发现一条街上，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布、一捆粉条，后经查明此人是一个立过战功的警卫连副连长。邓小平立即下令当众枪毙。他经常教育部队的干部和战士，严肃地说：“凡事一定要多动脑筋，对群众有利的事就做，否则就不做。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并郑重指出：“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邓小平交往录》第２８５页）文化大革命中，小平在江西拖拉机修造厂接受“监督改造”的日子里，他同一般工人一样，站在车床旁铣螺帽，拆线圈，无论是盛夏酷暑，还是三九隆冬，从未耽误一次劳动日。他第三次复出时，已是年过古稀，但仍在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发展呕心沥血，提出了百年富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１００周年的时候，使１５亿人口的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他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十分强调“一定要取信于民”，在谈及坚持三中全会路线时，他明确指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自己从不搞特殊化，他也严格要求党的干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高级干部“坐小汽车去看电影，就要出点钱”（《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１９页）。针对当时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情况，小平同志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当官做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同上，第２１８页）他特别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同上，第２２８页）邓小平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在谈到他自己的退休方式和后事安排时说：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不要歌功颂德，“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采取“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就行了。他在谈及他百年后自己的后事安排时说：“死后丧事也要简化”，追悼会不要花得人力物力那么多，“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１６、３１７页）。
就是这样，邓小平同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父母，而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儿子。自然，小平同志病逝的消息传出后，大地呜咽，长天流泪，举国同悲。
要做事“就要坚持少说多做”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人民大会堂对邓小平说：“你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一些海外学者和政要也称邓小平是“一位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讲求实效的人”，“是一位能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
邓小平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不管是同外宾谈话还是开会讲话，他都开宗明义，实实在在，直戳要害。１９７５年３月初，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独具特色的见面方式和撼动人心的话语，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开始那天，参加会议的同志听说小平同志要参加会议并讲话，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当几个省、市领导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想与邓小平握手时，他却迅速地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向大家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然后小平走近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这话真是开诚布公，说得直爽，一语振动全局。邓小平领导党政工作同讲话风格一样，具有果断明快、速议速决的效率。他主持会议处理重大问题，向来有两个要求：一是会议时间尽量简短，决不东拉西扯；二是决策和处理问题时要果断，该拍板就拍板，决不延误时机。因此，凡是他主持的会，开会时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多余的话，抓住主题进行讨论，话讲完了，就散会。如建国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议决平定西南的诸项重大事宜，整个会议只开了９分钟。他开会也有时间长的时候，那一般是他布置工作、下达任务的时候，讲得很细，很明确，不厌其烦，以使下级无异议为限。小平同志写文章作报告也是这样，能短的决不延长，言简意赅。
邓小平少说话，多做事，不说废话，不说空话，说了就干的作风，使海内外人士十分敬仰。１９８７年基辛格深有感触地对邓小平同志说：“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每次见到你时，你前一次谈到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邓小平与２０世纪政治人物》下册，第３５２页）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话不多讲，也不讲空话，讲一句，是一句，讲了就要办到，办不到的话他不会讲。”（《邓小平》第５２页）这种作风来源于小平同志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来源于伟人的特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境界。
要做事“就要勇于抵制错误”
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评论邓小平时说：从邓小平的性格来看，“他是不会遵从自认为是错误的指示的”。
从邓小平一生的工作和交往中，结交最深的、接触最多的，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帅和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同他们的合作共事和私人的交往中，他都表现出崇高的信念、赤诚的感情、高尚的和谦逊的美德。但在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时，尤其是对一些领导人的错误，他能够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义无反顾，在真理面前不妥协、不让步，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超人的胆略，显示了伟人的革命风格。
邓小平的这一革命风格，集中体现在“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在２７岁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邓小平针对王明的“左”倾错误，提出在作战方针上，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在扩大革命武装问题上，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做法，在经济政策上，认为苏区地瘠民贫，加上连年作战，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反对大量推销公债的作法等。邓小平在一系列问题上，从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结果，他被扣上“机会主义”帽子，打成“毛派头头”，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撤去了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跌落。
邓小平第二次、第三次跌落，是在同伟人毛泽东的合作中。邓小平和毛泽东从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相识之后，在长期的军事生涯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相互信任，互相支持，共同战斗，携手共事，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急于求成，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公社化运动中有过“左”的思想和主张。对毛泽东一些“左”的错误和主张，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有些不同看法。在对农村工作指导上，他不同意“一大二公”的理论，主张“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或所有制形式要多种多样”，他提出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倡导自由市场，实行自负盈亏，土地可以“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在对国营企业分配问题上，针对当时流行的政治挂帅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小平提出工人、技术人员和一般职员的劳动报酬，应当按照本人技术业务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数量质量来决定，倡导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制。“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期间，邓小平和刘少奇为了把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协助各单位党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这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毛泽东回京后，片面听信“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认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阻碍运动”，加上邓小平同毛泽东以往的政治分歧，结果以“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被撤职下放押送到江西省住了“牛棚”。这就是他政治上的第二次跌落。邓小平的第三次跌落更显示出他抵制错误的勇气。１９７１年林彪垮台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器重，实际上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不负重托，为了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１９７５年他发起了一场全面整顿，并取得明显效果。整顿实际是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邓小平重新掌权和整顿触怒了他的政治对手，“四人帮”和毛远新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向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对此内心十分矛盾，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却难以容忍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来，毛泽东建议，请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以“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为借口，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实际上这是小平坚持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观点，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再次抵制。就这样，邓小平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中，以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罪名，第三次跌落下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为了捍卫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抵制和批评，更显示了他在真理面前不让步的高贵品格。
因为抵制错误而引发的邓小平政治上的三次跌落，表现了他的政治精神和刚毅个性。其政治上坚持真理、决不屈服于谬误的精神，更凸现了邓小平的高大形象。实践表明：共产党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真理，这样对自己对革命都有好处。
邓小平崇高品格的形成，离不开他与社会、他与工作、他与他人的矛盾冲突的正确处理，也具体反映在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上。正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体现出了他要做事不要做官的崇高品格的力量和光彩。邓小平的革命风范和崇高品格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使我们终生受益不尽。我们缅怀和学习邓小平的崇高品格，就是要用他的人格力量解剖自己，净化自己。共产党人并不讳言做“官”，做“官”本身也是为人民服务的需要。但是党的干部必须把做“官”与做事结合起来，以献身事业为第一位，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事实反复证明，历史只垂青那些踏踏实实干事业的人，而不会为那些处心积虑投机钻营、乞求官运亨通的人树碑立传。每个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像小平同志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责任编辑：史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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