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马丁·路德（发件人：台北于希同）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中，开放改革的深入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占人类1／6的中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不断在改变西方的"优势"。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实力的提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中国人大喊一声"不"，足以令洋人三天三夜头疼得睡不好觉，过去中国人敢吗？洋人理你吗？

　　我身居台湾，是中国人，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增强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感到自豪，愿意投入到中国两岸和平统一中去，这是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和平统一大门为所有热爱中华的人敞开着，不需要"台胞证"，只要是中国人，承认一个中国都可堂而皇入，大摇大摆走进中华民族的殿堂。对中国人的头等大事都有不可剥夺的发言权，更应该有雅量接受同胞们理性的批评。

　　首先我们必须认同中共对中国的相对领导权，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中国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有资格取代中共对国家、各民族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现实的必需，特别是邓小平先生和江泽民先生的开放改革，迅速改变着国家的经济文化面貌，快速地提高着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深刻变化，振奋了全中国人民的干劲，也改变了台湾地区的中国人民的"反共"心态，由反共变成了友共。台湾至少有1500亿美元资金投入到大陆，在政治上由"反共抗俄"变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就是两岸由敌对走向统合地变化。没有邓小平先生二十年前提出的开放改革，不可能有两岸民间自发性的合作，这些巨大的变化，就是希望，希望就是力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

　　两岸的必然统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也是世界和平和繁荣的重要保障，这不仅是中国人的大事，也是人类的大事。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人的浩劫，也是人类的浩劫，在浩劫中，人们等待着中国的土崩瓦解，列强虎视耽耽中国会在浩劫中倒下去，西方肢解中国的梦想也许会成为现实。

　　1978年，中国在以邓小平先生为首的改革开放势力，像十七世纪的马丁·路德一样，英勇地提出一系列宗教改革主张，将令人民喘不过气的罗马教条主义，赋予他新的活力，基督教不但没有寿终正寝，而且在马丁·路德的改革中获得发展，基督教由欧洲走向了全世界。

　　搞开放改革的中共获救了，相反的，奉行教条主义的苏联老大哥倒下去了。苏联的解体，带动了整个社会主义大阵营的崩溃，而学习中国开放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获救了。

　　没有邓小平先生的开放改革、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解放思想桎梏，中国人能吃得饱吗？当时西方人评估：十年文革必将带来比1959年更严重的饥馑，不是三年而是十年、二十年。当时全世界每年只有两亿吨剩余粮食，中国缺粮至少1.5亿吨，全世界能提供给中国的剩余粮食只有0.8亿吨，而且是要中国政府付外汇购买的，中国有这笔外汇进口粮食吗？每年将有数以万计的人将饿死。

　　邓小平先生勇敢地解散了妨碍农业生产发展的人民公社后，厉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膨胀。人民公社解散后，中国粮食产量由不足 500斤／亩，提高到800斤，有些地区产量翻了两番，缺粮国变成了富粮国，占人口85% 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有了新的购买力，又迅速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在二十年内由"一穷二白"变成了"小康"和"大康"。

　　开放改革不可讳言地说，是对马列主义、教条主义的最大挑战和伟大的历史尝试。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台湾唾弃反共抗俄，大胆向大陆输入1500亿美元的投资，这代替人心的走向，也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实际表现。有什么理由对两岸的和平统一缺乏信心呢？因此，我劝我的许多搞学术研究的朋友们，要抛开"反共抗俄"的陈词滥调，站在人民的立场，认真研究"开放改革"这门大学问，认真学习邓小平先生的思想体系。春节拜年时，提出要多用心研究"邓江学问"，这是一门关于中华民族生存的大学问，只有坚持中华民族大义，以做中国人为荣，才能就台湾，才是台湾人的出头天。

　　我很遗憾，我有一段追随蒋中正先生反对毛泽东革命的历史，我也为这段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教训，上帝是公平的，我受到上帝的惩罚也理应受到上帝的宽恕。

　　改革开放是脱胎于文革的新鲜事物。不可能没有思维的影响。即将告老还乡的"老革命"，对改革开放就有些意见。老子解放前吃过糠，抗美援朝受过伤，就是没有上过大学，现在叫我下岗，想不通。我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我应该死在工作岗位上，那来下岗的说法，我怎能把我经营几十年的"革命岗位"交给那些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呢？他们最多只能给我当机要秘书。

　　下岗比失业还要难受。我走访许多亲友，发现他们对下岗有一种无奈何的思想情绪。有些人下岗后，不再和中央保持一致，开始说怪话，有一种看"哈哈笑"的想法。有人不但"评头论足"，还鼓动别人去参加"抗议示威"，有"拆台"的表现。有人跳不出"入党做官"的个人小圈子，不懂得"考试作官"的道理。中国需要文官考试制度，先作官后入党比先入党后作官要少许多弊端，吐故纳新，世代交替，"革命"自有后来人嘛。

　　1981年左右，有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几乎形成了另一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中国差点又回到"万马齐喑"的阶级斗争恶斗中，幸好中共见好就收，没有使事态扩大化，有所节制，当事人也有所自我批评。

　　资本家的每文钱，很难经受得起法律和道德的检验，一旦成了"家"，如果懂得回馈社会，慷慨解囊，兴办慈善、公益事业，有了赎罪之心，就开始成为有良心的资本家。

　　马丁·路德是瑞士的一位木匠，耶稣也是位木匠，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首先是简化了礼拜仪式，废除教廷，主张神职人员"以教干政"，开放科研自由，为欧洲的文艺复兴、科教发展、民主宪政奠定了长远发展的基础，其功勋与邓小平先生的开放改革各有千秋。

　　一提及个人迷信，不得不想到中国特有的、发源于农业社会几千年的造神。中国人崇拜神，神仙之多，为世界之冠，而且都是死后被人们封的、皇帝封的。关公活着的时候，人们并未封他为神，死后三百年才封的。蒋中正死后才五年，在台湾也筑庙封为"神"。活着封为神的，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毛一人。文革十年，全国人民在四人帮造反派的蛊惑下，封毛为神，他享有"万寿无疆"、"伟大的统帅"、"伟大的旗手"、"伟大的导师"等光荣称号。他说一句顶一万句，全国只学一本书，只有八个样板戏，树立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中国"新文化"。旧中国文化一律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早请示晚汇报，除了公共厕所之外，都刷满了毛语录。文革是中国人愚昧的最高表现，文革后，收废纸最多的是毛的废纸。

　　当然，也不能忘记毛的伟大功勋，至少1949年前他是中国贫下中农的大救星，是中国的大救星。1949年前有功，1953年以后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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